房山区

规章中仅规定行政机关利用公共安全监控视频收集的信息，而对于私人申请使用和处置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所收集涉及自身的个人信息没有规定，应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个人可以对自身信息自我保障制度。

[12]参见前注[5]，强世功文。[26] 第二层次的宪法司法化，也可以称之为中义宪法司法化，是指法院适用宪法进行说理和裁判，但不进行违宪审查，违宪审查仍然由专门的机构进行。

其一，超越了我国《宪法》赋予法院的职权，且违反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41]参见前注[33]，童之伟文。三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进而发现违宪问题，不仅能够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动力机制，为宪法实施提供保障，而且其本身也是推动宪法实施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将有利于宪法实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49]当法院在适用宪法规范过程中，也并非所有情况下宪法规范均需要进行解释。

在理论上，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法院也享有宪法解释权的观点仍处于少数，反对狭义宪法司法化以及部分主张狭义宪法司法化的学者都认为宪法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权力。二是人们在宪法司法化概念泛化的情况下，过于武断地否定了宪法司法化与中国现行宪法的兼容性，使其制度生命力严重受损。然而，该例举仍有不全面和不明确的地方，某些公共利益仍需具体判定，公共利益所遇到的界定难题则相应延伸到司法审查领域，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耗费大量精力围绕拆迁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展开审查。

实际上，在行政程序阶段消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价值数额争议，确定双方满意的补偿数额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以此为基础，我国行政诉讼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确立了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裁判标准等诉讼规则。美国征收补偿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在公平市场价值估算之外，还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补偿方式。另一种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无法确定的情况，补偿对象的模糊性导致行政拆迁主体难以确定补偿的协商人，协商活动无法继续进行。

【中文关键词】 合法性审查。最后，对被征收房屋的位置、建筑结构等问题的审查。

合法性司法控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显然是毫无制约功效的，因为行政自由裁量并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这一难题如何克服呢？根据立法机关在起草过程中明确判断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即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标准，[2]《条例》采取例举的方式规定了六种情形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即国防和外交需要。根据笔者已查阅到的资料，法院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依据公共利益原则作出判决行政机关拆迁决定违法的审查结论。之所以征收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主要还是对被征标的物的价值认定不一致，也就是说被征收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认为评估价值与标的物价值不匹配。

从各地情况来看，确定标准主要有按照生产经营效益等指标确定、按照被征收标的物市场评估价的百分比确定、被征收人选择按照被征收非住宅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确定或者按照临时安置费标准计算、按照纳税情况结合经营状况确定，等等。[1] 在起草《条例》的过程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也成为立法界和理论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同时成为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协商是房屋征收补偿的必经程序，协商应当遵循四个原则，分别是自愿原则、尊重事实原则、合法性原则、公平原则。为完善我国征收补偿制度，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建立以被征收财产为核心的补偿制度，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征收人的可能损失和可获得利益。

【注释】 作者简介：耿玉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对该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过宽，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特点，不应该把具有商业性质或以个体私利为经营目标的项目全部划归到公共利益范畴。

另一种是法院自己重新委托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报告直接作出变更判决。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有力工具，但它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

福利房、自购房所占城市土地使用面积不大，被拆迁人很少因为怀旧或者其他房屋本身原因强烈抵制拆迁行为，大多数抵制拆迁者主要是基于补偿标准、赔偿数额没有达到其心理预期而进行抵制。[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我国《物权法》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5]参见蔡小雪、郭修江：《房屋征收案件审理指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177-180页。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需要。其理由是，对补偿款额的变更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技术性问题，则无论是行政机关作出判断还是法院进行审查认定，结果都应当一样。

首先，对房屋征收补偿对象的审查。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房屋性质、用途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性质、用途不一致或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房屋登记的问题。

这实际意味着，法院在对征收拆迁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征收拆迁补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附带审查，包括法院对征收主体作出的补偿决定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即审查、评判行政拆迁主体作出的补偿数额是否能补偿被拆迁人的财产损失。被征收标的物价值评估结果是否公正客观，与被征收人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其次，对协商程序的审查。

关于搬迁补偿的计算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上述部门未作出规定的，由房屋征收部门作出具体规定。在美国征收补偿程序中，听证程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有的征收都应当经过听证程序，并且听证程序一定要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被征收房屋价值的事实构成具体包括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等内容。实践中，以征收补偿决定为诉讼标的的行政诉讼，大都是以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中所出具的标的物价值是否合理为争议焦点，因此，对评估报告的审查需要进行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

当然，这是因为在此次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法院只对滥用职权行为和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这两种情形进行合理性审查，对此之外行为的合理性拒绝审查。《条例》制定者的本意也是引进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然而由于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评估机构的选择可能最终由地方政府确定，这也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中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无法确定公平市场价值，那么再运用其它辅助手段和方式确定。《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补偿决定应当公平，包括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补偿协议的事项。

[6] 三、司法审查的可能借鉴——征收补偿的公平市场价值标准 即使在行政诉讼阶段，法院可以直接变更补偿数额，被征收人也往往会直接对抗强制征收，但是，在征收补偿中，行政机关处于强势地位，又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征收补偿有失公允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能从根本上改变征收对象的价值补偿确定体系、补偿标准，则或许可以有效降低被征收人直接对抗政府征收行为的概率并减少征收补偿争议。(二)征收补偿数额变更权的局限性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七十七条的规定，法院作出的变更判决适用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和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

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其次，对于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问题的审查。[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城市区划内颁发给公民或单位产权证的房屋目前大致有三种类型：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前的利用单位土地所建的福利房、房屋产权市场化后的自主购房、城市区划内的城中村自有宅基地住房。第二，认定房屋面积、性质缺乏证据时，房屋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的面积、房屋性质，在不损害国家及第三人利益情况下，法院不应认定其违反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而应予以支持。

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最终征收决定下达之日确定公平市场价格，其价格为当日买方自愿付给卖方的现金额。财产的价值会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处于时高时低的状态，征收补偿毕竟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节点来预测、规范补偿价格，那么，这个时间节点的确定规则需要加以明确。

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组织实施的旧城区改建需要。[6]参见卢豫：《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屋征收补偿问题研究》，《公民与法》2015年第10期。

四、司法审查的完善——征收补偿数额争议的妥当解决 (一)对补偿程序的审查 市、县政府在房屋征收实施过程中，会遵循相应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间节点来作出补偿决定，司法机关对补偿程序需要严格审查，只有获得严格的程序保障才能切实维护被征收人的实体权益。那么，哪些情况下不能以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面积为准呢？出于现实情况考虑，对有争议的面积，以经过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以足以推翻证据证明的面积为准、以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面积为准，对于未登记的房屋以相关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落实政策的房屋以落实政策所确定的面积和以协商确定的面积为准。